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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全程亲历者高文彬去世——每一次回忆和讲述都是对那段历史的铭记”

来源:兰州日报网作者:府雪兰更新时间:2021-04-29 19:22:30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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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记者曹继军颜维琦

“这不是普通的审判。 因为我们已经成为战争中保护文明世界免受破坏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正义,就会惩罚给文明带来巨大灾难的个体,嘲笑正义本身。 ”1946年6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季南开头的话响起。

74年后,最后在世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全过程中的亲历者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于9月7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9岁。 因此,在历时两年半的审判中,历史绞死日本战犯的17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全部死亡。

它是人类历史上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档最广的审判。 在历史的身影渐渐远去的时候,不能忘记关于历史的记忆。

高文彬是上海人,1922年12月出生,是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家、上海民盟人员。 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 由于东京审判的需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于哲6月向上海招募了英语翻译,被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推荐,高文彬通过考试,从此与东京审判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6年5月,高文彬远赴异国,携带的是从国内带来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中文资料,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的证据。 法庭全部采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事业。 由于工作出色,在完成翻译工作后,高文彬被哲浚检察官保留为秘书。 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年轻的高文彬与其他成员一起,协助中国检察小组起诉、举证、辩论、审判和量刑,最终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

在东京审判中,中国国家队势单力薄,那是一场力量差距很大的游戏。 高文彬说,当时中国代表团只派出了17人,参加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 当时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超过100人。 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辩护人达到了112人。 另外,在这次审判涉及的55起犯罪中,有44起与中国有关,中国是这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 当时的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仅要看各国提出的战犯名单,还要看双方提出的证据是否有力,是否能驳倒对方,是否被法官团采纳。

“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全程亲历者高文彬去世——每一次回忆和讲述都是对那段历史的铭记”

时间紧迫,人手不足,再加上许多中国代表不熟悉英美法系,实践不足,抗战期间国内无论是条件还是无意识系统都在收集日本侵略罪证,但在日本投降前后迅速销毁大部分罪证,收集证据极为困难

在翻阅文件资料的过程中,高文彬发现了惊人的资料。 1937年12月在《东京日日情报》(今《每日情报》)中发现一篇题为《百人斩超记录》的文章,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位少尉约定在从上海入侵南京的途中,先杀死100多名中国人,每人105人,106人,共150人。 这场惨烈的杀戮“竞赛”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宣传为荣誉。 高文彬马上复印了三份报纸,一份留在检察院办公室,另两份寄给南京军事审判长石美瑜,作为中方向联军总部逮捕两人的证据。 由于证据确凿,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被法庭审判,在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杀。

“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全程亲历者高文彬去世——每一次回忆和讲述都是对那段历史的铭记”

经过艰苦起诉、举证、辩论、审判、量刑,17位中国代表完成了最后无法完成的任务:将日本战犯犯罪的起算期从以前公认的1937年“七七”事件提到1928年的“皇姑屯事”。 说服“末代皇帝”溥仪作证的他们一再重申,终于进入关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证书。

令高文彬和中国代表们高兴的是,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日本战犯全部定罪,并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出判决。 判决书开头写道:“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所有战争罪行的总和和根源。”

作为东京审判全过程的经验者,高文彬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审判。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到底犯了多少罪行。 特别是东京审判的历史,很多人不知道,也没听说过。 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它”。 高文彬说,每次回忆和说话,他都会记得那段历史。

目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悬挂高文彬大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滔天罪行方面提供的重要证据。

1979年,58岁的高文彬成为上海海运学院(现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系教授,发表了国际法、国际私法、海洋法等。 1997年,退休的高文彬教授与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潘汉典、周枭、王名扬等知名教授一起,参与了《元照英美法词典》的编纂。 这些平均年龄达到84岁的老教授,在经费、岗位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克服了许多困难,经过十多年的认真编撰,顺利出版了《元照英美法词典》,成为法学行业权威的参考资料。

“我一生中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 一个是二战后参加东京审判,另一个是参加《元照英美法大辞典》的编纂。 ”。 高文彬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人生。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4楼的院史馆陈列着用几十年的亲笔正楷编写的教案。 他的一生就是用自己所学的法律专业知识来回报祖国的一生。

(光明日报上海9月9日电)

光明日报》(年09月10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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